给“中国人口问题”一个准确的定位

如何正确定位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历史角色和社会经济影响，是人口学家们当前所关心的一个焦点话题。

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类型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根本上是由于判断人口问题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笔者一直认为：人口问题存在着极其重要的相对性：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判断，即人口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社会管理问题；是制度安排问题，也是文化影响问题。但这种不同只是角度的差异而不是本质的不同。就本质而言，人口问题是相对的和变异的，原发性的人口问题其实质是需求问题，而继发性的人口问题其本质则是发展问题。譬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问题就带有很强的体制烙印。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恰当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创新，在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总量膨胀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国家更加富强的宏大目标。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亿多下降到现在的4千万左右。显而易见，所谓的人口问题只是更深层问题的面相，而决不是问题的实质。无论是人口过多还是素质偏低等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逐渐累积起来的。人口问题反映和印证着国力的沉浮、国运的兴衰。当下的中国首当其冲的问题还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指的不是人口的发展，而是经济的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深一层看，则是制度安排和文化创新问题。这才是诸多问题的真正要害。

人口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既然人口是由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人所组合而成的，那么人口过程的展现总是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样，人口问题就一定是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呈现。举凡社会问题，总是或反映社会关系的紧张和资源配置的失当，或反映社会结构的失衡和系统功能的丧失。也就是说，所谓的人口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口变量的变化而引致的人口系统运行的内部失衡现象，以及人口系统和非人口系统——即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在互动中的矛盾冲突。这里的人口变量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而且既可以从绝对数看，也可以从相对数看。譬如，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就是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定义“人口问题”的。“人口问题”被理解成“每当人口增长、分布和结构趋势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失去平衡时，就会在发展的某些阶段为实现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困难。”所以“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明确目的在于帮助协调人口趋势及社会发展趋势。”通常对人口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即指生育问题，另一种是广义的，包括了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这三大类问题。

人口问题的相对性告诉我们，人口增长的压力并不是简单地随人口增长而线性相关、同步上升的。人口增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而不仅仅是挑战的代名词；在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度，我们同样要坚持两点论，即人口既是资源和财富，也是负担和问题。客观而言，人口是生产力和消费力、建设力和破坏力、牵制力和威慑力的统一，是诸多力量形态的呈现。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的势能尚需较长的时段来释放，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人口目前已经进入惯性增长的阶段，即实现低生育率到实现人口零增长还有长达几十年的惯性滑行阶段，这是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这也启示我们，在低生育率阶段，在大的方面已经难有高的预期，但在细节方面却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更新、更多的要求。

应当看到，特别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人口能量的社会经济转化机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譬如，上亿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已经在一个大大拓展的就业空间里得到相当程度的转移和能量的释放。“民工潮”再也不被简单地看作是“盲流”的代名词，这至少说明“过剩人口”转化为“必要人口”的社会机制正在不断加强。更不要说像苏南这样发达的地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早已越过“刘易斯转折点”，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洗脚上田”，完成职业甚至身份的转变，务农者队伍中越来越多了外来民工的面孔。

笔者早在1994年就提出“五位一体”的人口战略主张，即控制人口总量、提高国民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分布和开发人力资源，并认为前四条是前提和条件。最后一条才是问题的关键。但就计划生育部门的职能来说，主要是为我国人口今后的发展以及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创造条件，能做的不过是控制生育数量和改善生育质量这两个方面，能够改变的只是顺应历史潮流对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不断加以调整。